采访  李莱拉

编辑  刘敏

从2020年的冬天开始，作家班宇开始每天早晨从家步行十五分钟前往另一个地方。那是一个小的房子，在沈阳铁西区的一栋高层住宅，19楼，朝北，能看见日落。房子大约三十多平米，一个通体的开间。进门是厨房，台面上放着一口炒锅，一个小的煮蛋器。然后是客厅，灰色皮质沙发上卷起一床棉被，一个大型的白色宜家书架，底层放着波普乐和自由爵士的黑胶唱片，还有一台德国清澈牌黑胶唱片机。最后是桌子，电脑和键盘。窗外是沈阳高高低低的楼房。

班宇在这里度过了接下来的两年：看书，写作，隔离，看书，写作，感染新冠，隔离，康复。这个房间就像他在变动中维持自我的洞穴。

视频中，班宇状态不错，还是圆润的一张脸庞。我们的访谈推迟了半个月，那时他正感染新冠，嗓子嘶哑，无法说话。他打字讲，高烧后第一天嗓子疼到只能睡着十五分钟。担心感染女儿，他搬到小房子——也是他称呼的“工作室”里自我隔离了一阵，没回家，每天凑合做一顿面条或者饺子，或者用煮蛋器蒸些米饭和别的。情绪不佳时，他听黑胶唱片，吃在短视频软件上买来的乐事薯片大礼包，以及阅读。最近他在读《信号》和户川纯的随笔集。直到痊愈。他说，沈阳的感染高峰仍未过去，他总是在朋友那里听说一些与死亡相关的故事。

我上一次见到班宇是在2019年的夏天。那时他出版了第一本小说《冬泳》。我与他一起前往沈阳的工人村，天气灰蒙蒙的，我们围绕着老旧的苏式楼房，在公园和街道上行走。他谈到小说和现实的交缠，那些印厂机器卷走胳膊的工人、追债的年轻人和生疏的赌徒，人在历史中的隐喻，以及失落的东北。那是东北站在注意力高峰的一年：东北文学，还有《野狼disco》，二手玫瑰。有人说这就像一场“东北文化复兴”。

也许趁着这阵风，或者班宇本身成为了风的一部分，他像梦游一样参观了一圈名利场。明星易烊千玺和李健推荐了他的书，奖项和名声一同到来。后来在一次时尚杂志举办的宴会上，我看见班宇穿着借来的名牌西装，不安地松了松紧绷的领带。

然后是2020年，一切都改变了。班宇回到沈阳，结束了在中国各个城市做活动的跌宕日子。接着他辞去做了十多年的古籍出版社的工作，全职写作。除去陪伴家人，多数时间他都待在那个小房子里。不过说实在的，即使他尽力想维持一种规律的生活，他依然会有强烈的消耗感。有时他喝些酒，回到房子里，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，只能看些书，人就像一下子松垮下来。尤其是在2022年，他只写了四五篇小说。他能记起这三年里大大小小的公共事件，但与此同时，个人的时间和印迹却是模糊的。

他比喻说，就像是一团脏抹布，什么都擦不干净，眩晕的三年，现在还没法解释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。

不过他依然在写作，即使是缓慢的。他写完了《逍遥游》，现在又出版了新书《缓步》。《缓步》收录了九篇小说。其中有他在2018年写的，也有的在2022年年初才完笔。

在《缓步》里，他依然写到东北那些下岗的人，离异的人，在生活中卡顿的人。他也写到母女关系，以及人物情节都很模糊的“元小说”。一个显著的变化是，东北作为文学背景出现的次数正在变少，在那些东北消失的篇目里，班宇标志性的短句和方言也消失了。班宇说，他开始感到东北作为一种叙事外壳正在逐渐失效，他不再能召唤回一些对过去澎湃的感受。

这与现实相关吗？他也不清楚，只是这三年的时间里，似乎人们的处境在地域上的差别并没有那么显著。“我们难道不是经历了同样的政策吗？”

而他正在试图寻找新的写作重心，以及更重要的，寻找回生活的重心。

我开始不想讲东北那些故事了

那样热烈的感觉我无法再召唤回来

先生制造：让我们先来谈谈你的新书《缓步》。似乎和《冬泳》、《逍遥游》相比，这本书的东北性弱了很多。几乎有一半篇目都不再以中国的东北作为文学背景，似乎你在尝试一些新的风格。这背后的变化是出于什么原因？你觉得《缓步》这本书有一个统一的命题吗？

班宇：我有一个感受，就是我想把我写过的小说抛下。我之前和朋友开玩笑，这三部是不是“海陆空三部曲”，把三部曲做完了，赶紧把这些小说扔在身后，我好能做新的想做的事情。

不过的确《缓步》这本书比前两部所谓的命题性都要模糊。它的跨越时间很长，不像前两部都是在一年内写好的。这本书里的短篇有在2018年写的，也有的在2022年初才完成。这就和我们的生活在这几年的变化一样。它里面的情绪不太恒定，也就不太具备一个真正主题的统摄。如果非要总结，也许可能是谈到一点中年感，大约是说人到中年，想快走也走不动了，只能维持自身精神健康，把生活过下去的一个感觉。

在编选小说集的时候，我和出版社的两位编辑有过一些讨论。比如我写了大约二十个短篇，我们一共要从中选九篇。最初我没有选像《于洪》或者《凌空》这些与东北相关的小说。我想要呈现出与以前不太一样的气质。但编辑们很喜欢这几篇，我尊重他们的意见，还是一起放了进来。

但很明确的一个变化是，在2021年我写小说时，我开始不想讲东北那些故事了。那样热烈的感觉我无法再召唤回来。但这不是说我可以去脱离东北书写，也脱离不了，只是没有刻意要去做一些固定的形态。每一篇只是想完成每一篇的目的。比如《漫长的季节》，我只是有点想写一对母女的关系，但这没有必要放在东北的背景环境里。

先生制造：这几年几乎所有围绕你的访谈都是从东北进入的。那个失落的东北，被放弃的东北，工人村往事，历史的伤痕，下岗和再就业。是不是有点谈腻这些了？

班宇：不是谈着腻了，而是我会对自己有一种失望的情绪，是我好像再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感觉了，或者我说有新鲜的感受，但这样的感受在东北并不独特，并不奇异。更关键的问题是，如果今天再以东北这个地域元素跟大家说话，到底是还想进入这个元素的什么呢？

现在不是2018、2019年。当时东北突然成为了一个流行的议题，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话题，无论是宝石的《野狼disco》，还是所谓的东北文学。那时的人们似乎可以与曾经经历过震荡的东北形成某种共识，相互能够理解。

更重要的是，对我自己来说，在2018年我刚刚写作《冬泳》时，我想替一些人说话，想说说我看见的，我经历的，和我在现实经历上想象的那个年代是怎么回事。除了东北工人下岗之类的，除了那些，有一个东西可能隐隐让我特别澎湃。我写了很多过去生活热闹的场面。比如写《盘锦豹子》的时候，里面有过春节的场景，那就是曾经姑父来我家过春节，我记忆里最热情的、最热烈的、最饱含的所有人的生命能量的场景，大家那一刻都被调动起来的感情。大家坐在一起嗑个瓜子，看春晚，打牌，对我来说虽然无聊，但是这样短暂相聚的时间，是我觉得过去年代里面很珍贵的一个东西。

但是，我在今天已经无法像那样去追忆时光了。那样的场景，那样的时间，在今天对我来说已经无法起到激励的效果。我今天再给大家怀个旧？这事我说服不了自己。所以我已经不想再用东北这个躯壳去和大家说话。我会觉得有些无效。

这样的变化当然与这三年有关。这三年里，难道大家不是被拉到一个平面上来进行对话和生活的吗？大家都经历了相同的政策。我们的处境在地域上面的差别并没有那么显著。

我不排斥接下来的小说还提到东北，如果我还能在东北的元素里往深里走一步，有新的东西说，我一定会去写。我只是不愿意被定义成为一个东北作家。

先生制造：不过，即使你想往前走，但是媒体，或者说大众和读者的框架，他们依然是把你框在东北里的。我看到豆瓣上的一个评论说，他能看出东北意识在有意识减弱，也在尝试多元化写作，但纵然如此，他最爱的还是东北血统纯正的《于洪》。

班宇：哈哈。当然我也有一点感受。当时我的写作一定是，打引号，吃了东北的一些“福利”。相当于那时候大家都关注东北，然后关注到我的写作。

不过当年吃过的那些“福利”，对后来的我来说，我一定得吐出来。所以即使读者期待继续读到那样的东北故事，我依然不想按照原来的语境继续那样说话了。也可能以后会变。

揉成一团的湿润的脏抹布

先生制造：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2019年。今天想来，2019年恰好是你当时事业上的一个高光点。你出了第一本书，受到明星的推荐，获得很多关注，很多奖，参加过一些名利场。但很快就到了2020年，一个改变了所有人生活的时间节点。感觉你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经历了这些。如果让你站在今天回头看，这三年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记？

班宇：在采访前我也想了一下。过去这三年，就对我个人来说，我回忆自己的生活，我的时间，好像是混沌的，一片模糊的。

但与之相比，公众时间或者社会时间在我脑子里却是清楚的。我差不多能记起来这三年疫情期间反复出现的很多事情，很多新闻。但惟独没法解释我个体这三年的生活。就像是这三年的时间成为了一个揉成一团的湿润的脏抹布，它擦不干净任何的东西。

就比如2019年，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从年初到年尾，我的记忆非常清晰。我那时时刻在提醒自己，不要被各种各样的活动打乱写作节奏。因为我很少经历那么频繁持续的出差，19年我去了南京、长沙，南昌，上海，去了各种各样的书店，每次一去至少要耽误在路上三四天的时间，一天去活动，然后可能见到朋友或者有什么事待一天，然后回来了，我没办法写作。我特别恐慌这件事。但是因为有这种恐慌，其实我当时还保持了一定的写作密度。

我还记得2019年的6月30号，那天我在南京参加一个活动，还有王占黑，大头马，郑执，几个好朋友都在活动上，我们一起喝酒聊天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喝了很多。喝完我有一点抑郁，30号过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显感觉到世界变得好像不太一样，那时候还没有发生疫情。下半年，我就开始调整状态，重新找到写作的感觉，也把《逍遥游》定好了。

我也清晰的记得，新冠病毒刚刚被大家所知道的那一瞬间，2020年春节前，我正在沈阳西塔，那是朝鲜族一条街，我在和几个朋友吃饭。那时候大家都在谈论这个事情，不过没把它当成一个很大的事，只觉得它在小范围内传播一下就过了。一周后我们都知道了武汉封城的消息。从此之后，我整个人就开始了近乎三年的眩晕状态。

先生制造：和其他几个出身东北的作家相比，你一直还留在东北生活。你在沈阳，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新冠爆发对你产生了非常切身的影响？比如你辞去了做了十多年的出版社工作，这和新冠有关系吗

班宇：我在2020年的八九月辞职的。从现实原因来讲确实和疫情相关。那时候我在一家古籍出版社，因为疫情，印刷厂纸厂都停工了，但还是给工人发工资，他们就会和我们说，把欠的款都结了。另一方面，书店也停了，网店和实体店都回不来款。上班开始有点赔钱，也不发薪水。我得不停地去垫钱，去负责一些日常开销。

这份工作我已经干了十多年了。以前我会觉得，有一个安稳的工作，业余时间再创作也很好。但现在觉得，也许作为一个作者，我必须要承受一些不安稳。另外我也实在不想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了，就想研究自己的事，看看书，写小说。

现在我自由职业两年了。我也下岗了，哈哈。

我对疫情有非常明显的感知还是在2022年沈阳“封闭式管理”的时候，从3月底开始到4月中旬，比长春和上海封得其实都早。不过东北没什么声音。我有一个朋友是长春一家电视台的记者，他每天能够正常出门去采访。当时他说，上海经历的所有不愉快的事情，长春都经历了。不过长春没有很多声音，就好像变得有点软弱，大家想的第一件事是先把我自己的需求解决了。

有天他发给我一个视频，是说长春封着的时候，群众自发成立了“黑市”。因为物资不够，当时晚上十一二点，在一栋下，有一群人去买鸡蛋和橘子。价格贵一点，但没有特别离谱。最让我觉得诡异的是排队的这些百姓全都戴着口罩，前后间隔两米，特别夸张，依然沿用了日常的那一套规则。

如果说我经历的，当时封沈阳，其实没有那么严格，要求人们不能在道路上行走，每天在小区里面做核酸，听见一个大喇叭在喊，然后会发现每天做核酸的人都比前一天少。没有经历物资短缺的情况。还好封的时间短，以及之前给了信号，大家都囤到菜了。

先生制造：那段隔离生活你们具体是怎么过的？隔离对你和身边人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？

班宇：当时我们一家人一起隔离，我每天都觉得耳边的声音特别多，因为女儿一直在说话。她没法去幼儿园。当然我那阵子就不太能工作了，但冲突也让我们变得更亲密，而且孩子也能让我们维持一种相对规律的生活，这也是有小孩的好处。她早上要吃饭，我们就一起吃饭。我开始学做很多的菜。封城期间我能干的最解压的一件事就是做饭，每天都上抖音快手搜一些菜谱。比如油焖大虾。我也干不了别的，就是在厨房做菜，默默把这些菜准备好。

我后来找居委会开了个证明，想离开家去工作室住。我就说我有个稿子要得特别急，四月初就要交，我还没写完，想去工作室写。然后我就签了一张条。非要出去的话还是可以出去的。当时在家里待了十多天，我已经待不住了，只想出去透口气。但后来知道有一些地方封得更久，有的甚至到了一百天。我心里一惊，几乎不能想象。

封城结束后，我和家人一起出去玩了一趟。回来就会有人给我打电话，问我的行程，你是不是去过哪里？我说对。然后他问，你家庭地址是哪儿？就只有这两个问题。有时我会接到四五个电话，都是问这两个问题。不过打来的机关很奇怪，社区，派出所，还有一次是法院，第一句话我是法院的，我来调查一下前两天你是不是坐哪趟飞机，是不是从厦门回到沈阳，我说对，他又问，你家庭住址在哪里？我问怎么是法院打来的。他说我们也不知道，只是接到了上面派下来的单子。这个数据的单派下去，派多少次是什么，怎么去流通机制，他们都不知道。

然后在2022年的1月4号，我交了《缓步》的初稿。编辑用了一段时间，3月份确认完稿子。但这本书出版方是上海文艺出版社。紧接着是上海的事情，人没办法去办公室，所以拖到实际出版的时候已经是11月份。

我觉得去年一年我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消耗感，就是被这一年大大小小的事情不断的消耗折磨。

小说除去语言之外，

我们到底要谈论什么秘密？

先生制造：这些生活里的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？比如你有在考虑以新冠作为小说创作的背景吗？我们看到之前王占黑的《没有寄出的信》，就是以上海封城为背景的一篇小说。

班宇：我觉得落笔越来越艰难。这是很现实的事情。当我们经历过这一切，如果还写一些轻松的风花雪月的那些东西，意义何在？有什么价值？我觉得每个创作者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，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回答。

我也看到了占黑的那篇小说。她找到了一个办法，一个目击者的视角。那时候我也和她聊过，小说的主角原型就是她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人。她在去年春天经历的一些事情。这对她冲击很大，这样强烈的冲动也成为了她书写现实和虚构的一个通道。

但是让我直接描述，我现在写不好。我还没有消化过去的这三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它。

先生制造：你之前还谈到，新冠的发生似乎还造成了一种“审美的断裂”。这具体指的是什么？

班宇：比如说，我现在再看卡佛，再看美国中产阶层的情感爱欲，我好像没有以前那样喜欢了。

这两年我开始系统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，看了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，《地下室手记》。原因之一是我想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是怎么结构起来的。之二是我对于他的思想里不断在打架，不断有各种声音出现的这种现象，我觉得做得很好，关于道德和宗教的讨论，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。这也是我前两年不太关注的问题。

我也在想，小说除去语言之外，我们到底要谈论什么秘密？这个事我这两年想的多了一点，是要谈论宗教和道德，还是谈论欲望？这似乎是除了故事情节之外，好小说都必备的东西。

先生制造：那么现在呢？当生活转向后，当疫情走向终点，你觉得一切有什么变化？

班宇：12月15号，我印象特别深。我之前出了趟门，12、13号回到沈阳。我去厦门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。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参加过婚礼了，有很多朋友去，男孩是沈阳的，特别开心，我很长时间没被两个人这样爱情时刻现实生活感动，因为我跟我的同龄人，我的同学，基本上都多年前就已经结婚了，都有孩子了。婚礼现场我跟朋友聊天喝酒，虽然大家会有一些隐隐的担心，说已经开放了，厦门会面临什么局面？但大体上，我觉得现场的人心里差不多都是暖暖的一个状态，一种回到正常生活的状态。

回来之后，我妈跟我说，家里有小孩，你在工作室（隔离）住一下，我当天晚上住在那里，我觉得没问题。但是沈阳感染已经很严重了，我的小区里面已经感染了将近一半。我准备第二天回家跟孩子一块住。但醒来，我发烧了，一测就两条杠。我想孩子可不能发烧。我就在工作室里自己住了一周。那一周特别难熬，嗓子特别疼，吞刀片，折腾了一周多，网上说盐蒸橙子什么的，我也试了试，没什么用。

我听到了一些令人忧伤的事情，一些人的去世。所以到今天为止，我依然没有一个欢快热烈的心情，好像这一切仍然挺沉重的。

过去这一年，我实在过得太不规律了。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：幼儿园老不能开园。我的女儿就只能在家里上网课——对，幼儿园也有网课。还有留作业录视频交作业什么的，需要家长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但我们也理解幼儿园，他们也想正常开园。甚至很多幼儿园都因为不能开园黄掉了。

前两天，我和女儿聊天，经历了很心碎的一个时刻。我跟她说，你今年要上小学了，现在也放开了，9月份之前，爸爸可以带你出去转一转，我们可以去迪士尼，或者想去看海都可以。

我女儿说，再等一等，现在咱家还有人阳了。

我说我是阳了，我姨也阳了，但是我们都好了。

我女儿又说，但是外面还有病毒。

我突然因为她的这些话感到心碎。就好像小孩对这些事也有自己的认知。她会觉得有病毒就是危险，不出去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

因此，我也没有办法对未来期望太多。我的愿望很简单：只希望未来的生活能变得规律，想要有一个稳定的读写的时间。